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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琅琊邑两城考

——浅论琅琊山的广义泛称与狭义专指以及琅琊邑地名变迁

琅琊是一个地名,为邑、为城、为县、为郡、为国,在历史上时有建置,是山东地区著名的古地名之一,琅琊名人萃集,作为王羲之诸葛亮颜真卿等人籍贯地而为人熟知;琅琊是一个山名,滁州琅琊山因欧阳修《醉翁亭记》盛名远著。考诸史实,琅琊郡实因古琅琊山得名,系由琅琊邑递相演变。本文通过文献史料的爬梳,以及地理环境和古今地名对照,方言释读,尤其是近现代文物遗址考古成果的比勘,提出广义泛称的琅琊山位于日照北境,主脉西南延伸至临沂市,而狭义专指的琅琊山则是指琅琊台所在山体,以及古琅琊邑位于今日照市两城街道又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在琅琊台下迁址筑城的观点。

一、琅琊山与琅琊邑两种地名文化的爬梳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琅邪”条中记载:

琅邪山,在青州府诸城县东南百四十里。其山三面皆浸于海,惟西南通陆。《山海经》:琅邪台,在勃海间,琅邪之东是也。《管子》:齐桓公将东游,南至琅邪。《孟子》:齐景公问晏子,欲放于琅邪。《竹书》:越王勾践二十九年,徙都琅邪。《越绝书》:勾践既灭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立观台于山上,周七里,以望东海。今山在海滨,盖筑以望远耳。《国策》苏秦说齐宣王: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史记》: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又三十七年,从会稽还过吴,并海上,北至琅邪之罘山,见登州府福山县。汉初,田肯曰: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武帝元封五年,东巡,北至琅邪并海。太始三年,幸琅邪。《封禅书》八祀曰:四时主,祠琅邪。《子虚赋》:齐东渚巨海,南有琅邪,是也。郭璞曰:琅邪临海有山,嶕峣特起,状如高台,即琅邪台也。战国时,齐筑长城以拒楚,自琅邪台入海,即其地矣。

古人对于城邑地名的命名,往往根据所靠近的名山大川,或者直接用名字命名,或者补缀以左右东西南北方位名词。根据这一命名方式可以推知,琅琊邑应是根据所靠近的琅琊山而得名。而顾祖禹所引以上文献中的“琅琊”或指琅琊山,或指因靠近琅琊山而得名的琅琊邑这座城。就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引涉及琅琊山及琅琊邑的部分文献资料,分析如下:

《管子》所载见该书“戒第二十六”,书中说“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孟子》所载见“梁惠王下”,书中说“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孟子》书中所说的“转附朝儛”,东汉赵岐《孟子注疏》书中解释说“转附朝儛,皆山名也”,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书中解释说“秦皇汉武所游自琅邪而北则至之罘、成山……转附即之罘也,朝儛即成山也”,芝罘山位于胶东半岛北部的烟台,成山头位于胶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市。以上两处文献中所述“琅邪”是指琅琊山,《史记》所载秦始皇“登琅邪”见该书卷六“秦始皇本纪”,《封禅书》即《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其中所记载的“琅邪”也都是指琅琊山。

至于《山海经》所载见“海经·海内东经”,书中说“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间”,所指“琅邪之东”当指琅琊台位于琅琊城邑之东,并非位于琅琊山之东。《竹书》是指《竹书纪年》,该书记载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琅琊”;《越绝书》所引见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原文为“句践伐吴,霸关东,徙琅玡,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另书中多处提到勾践迁都琅琊,如卷一“越绝外传本事第一”记载“桓公,中国。兵疆霸世之后,威凌诸侯,服疆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贤臣,转死为生,以败为成。越伐疆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约,率道诸侯,贵其始微,终能以霸,故与越专其功而有之也”,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记载“越王句践徙琅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后四十余年,秦并楚。复四十年,汉并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句践徙琅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记载“允常子句践,大霸称王,徙琅玡,都也……亲以上至句践,凡八君,都琅玡二百二十四岁”。另外《吴越春秋》也多次提到勾践迁都琅琊,该书卷十“勾践伐吴外传”记载,“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又说“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风,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勾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自勾践至于亲,其历八主,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吴矣”。

二、关于古琅琊山地理位置所在以及地理范围的认知界定

历经沧海桑田的演变,山东的琅琊山逐渐湮没无闻,其实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琅琊山的记载,就其方位所作“三面皆浸于海,惟西南通陆”的介绍也只是说琅琊台所在的位置,然而琅琊台所在区域是否即是琅琊山还是需要商榷的。对于古琅琊山地理所在以及地理范围的认知界定,试作如下释读分析:

(一)琅琊台所在山体狭小,不足以担负齐地“四塞”之一的战略要地意义。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书中所述“《国策》苏秦说齐宣王”,见《战国策》中的“齐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书中原文说“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其中以琅琊为齐国“四塞”之一,当是因琅琊一带的形胜之地而成为齐国的天然屏障。在越国迁都琅琊之前,齐国与吴国即发生一次著名的战争,《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记载“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夫差)闻之,哭於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该事同载于《左传·哀公十年》,书中说“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吴国来攻,齐国与其交战的海域地带应在胶东半岛,该次战争应是海上来攻,齐胜吴败,吴国兵败应是在于海上来攻孤军深入而因琅琊山的阻隔而军资后继不足,该次战争有力的保障了齐地的安全,苏秦将琅琊称为齐国“四塞”之一应即是指因此次齐国的获胜而凸显了琅琊山区域负山面海的战略要地意义。

如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书中所述琅琊山“三面皆浸于海,惟西南通陆”实为琅琊台所在地的分析来看,琅琊台所在山体地域狭小并不足以体现出屏藩齐地抵御外敌的地理优势所在。如此来看,琅琊台所在的山体不足以担负起捍卫齐地战略要地的意义,琅琊台所在山体实是与齐地“四塞”之一琅琊山之名并不相称,琅琊山所涵盖的意义远在琅琊台所在山体地理概念之外。

(二)琅琊台所在区域过于偏僻,不足以担承治所地从濒海之处迁徙内地辖五十余县的琅琊郡的名称。

琅琊,并不仅仅是一座城邑。秦灭六国之后,在该地设置琅琊郡,历代相承或为郡或为国,辖境不一。如《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记载“琅邪郡,秦置。莽曰填夷。属徐州。户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口一百七万九千一百。有铁官。县五十一”,郡治设于今诸城市境内的东武县,琅琊县为五十一属县第十二县;《后汉书》志第二十一“郡国三”记载“琅邪国(秦置。建武中省城阳国,以其县属。洛阳东一千五百里。)十三城,户二万八百四,口五十七万九百六十七”,郡治设于今临沂市境内的开阳县,其中琅琊县为十三属县第三县;《晋书》卷十五“地理下”记载“琅邪国秦置郡。统县九,户二万九千五百”,国都设于开阳县,其中未载琅琊县建置,其他郡国也未记载琅琊县的设置。随着历史的变迁,琅琊为名的郡国的治所地也在不断的变动着,先是西汉时期设于今诸城市内的东武县,又在东汉时期迁移到今临沂市内的开阳县,而滁州的琅琊山即是与国都位于开阳县的西晋琅琊国有关。对于安徽滁州琅琊山的得名,明代钱士完在《琅琊开化禅寺给常住田记》碑刻中即留下了“晋元帝初封琅琊,远避索虏,龙潜于此,因得名云”的记载,见黄山书社2011年出版王浩远辑《琅琊山石刻》。晋元帝司马睿原是西晋时期受封于开阳县的琅琊王,因为五胡乱华南渡江左,在衣冠南渡的原籍琅琊郡世家大族支持下建立东晋王朝,安徽的琅琊山即因琅琊王司马睿“远避索虏,龙潜于此”而得名,形成其名因事迁的地名文化。

通过《汉书》《后汉书》的比对可见,琅琊县在两汉时期是有建置的,但《晋书》所载不但琅琊国没有琅琊县的建置,其他郡国也未见琅琊县的建置。是知尽管琅琊县被废,但琅琊仍然作为郡国之名被延续使用,位于今临沂市的开阳县作为国都的东汉和西晋琅琊国甚至远隔琅琊台所在地四百里路距离仍以琅琊为名。其实,秦朝所设琅琊郡治所地尚未见有明确记载的文献被发现,但《汉书》所载西汉时期琅琊郡治所地位于今诸城市境内的东武县,也是与琅琊台所在地相隔上百里路的。

至此可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书中所述“三面皆浸于海,惟西南通陆”的琅琊山实为琅琊台所在地山体,如果该山是距离上百里的东武县以及四百里距离的开阳县为郡国治所地的琅琊郡琅琊国的命名依据,实是有些名不符实。查阅地图可见,诸城市之南是东北迄青岛胶州湾海边西南至于临沂市莒南大店镇的东北西南斜向绵延数百里地的群山,群山所涉及的区域在历史上长期归属琅琊郡或琅琊国,琅琊山当是这组群山的总名称,而琅琊台所在山体只是琅琊山脉的一个分支山头。以此推知,以东武县为治所地的西汉琅琊郡以及以开阳县为国都的东汉和西晋琅琊国的得名是因这座绵延数百里的琅琊山系,绝非琅琊台所在地的这座濒海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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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中的琅琊山系及两城镇地理位置

(三)根据地形山貌对于琅琊山得名的解读分析

对于“琅琊”二字的解释,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说“始皇立琅邪郡,为三十六郡之一。而汉因之。寻周时琅邪之名未知何解。许君以其字从邑。傅合郡名为释耳。九经字样曰: 郎邪,郡名。郎,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邹鲁,人有善道,故为郡名。今经典玉旁作良者讹。未知其说所出。古书无作郎者,且琅邪齐地,非邹鲁地”,对于琅琊之名解释不清。

参对地图可见,琅琊山系在主山脉东北西南走向的同时,又有数个西北东南走向的小山脉嵌落在海岸边与琅琊山主脉遥应相对,分别是最南端的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域内山系,以及日照市河山丝山山系,再就是青岛的大珠山以及珠山山系。如果说琅琊山主脉形如上颌骨下缘牙槽骨,北迄青岛珠山进而大珠山以及日照市的河山丝山南至岚山的各个山头即为狼牙错落其间镶嵌在琅琊山主脉这个上颌骨下缘牙槽骨的一颗颗牙齿,“琅琊”二字应即“狼牙”美化而成,琅琊的命名实是有其名实相符之处的。其实,也只有琅琊山系囊括数百里范围内高低错落群山区域,方才足以作为军事屏障被称齐地“四塞”之一。

三、关于琅琊邑的早期归属以及青岛琅琊镇不符合琅琊邑位置所在情形的分析

琅琊山系东北西南走向横亘于山东半岛南部,成为齐地的一道天然屏障,而西北东南走向的系列浅山将琅琊山系与海边之间隔成一个个土壤肥沃的平原地带。以《山海经》所载“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来看,琅琊邑是一处位于青岛琅琊台山以西区域的邑城,这一区域至今仍有琅琊镇地名。然而今琅琊镇所在是否即是古琅琊邑,而在其间也是很可能存在变迁情形的,试作如下辨析。

(一)秦置琅琊郡以及汉承秦制所涉琅琊郡不以琅琊县为治所地的辨析。

至于秦灭六国,齐地得以推行郡县制,琅琊郡虽是三十六郡之一,但是对于郡治所在的史料记载始见于《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汉时琅琊郡首县为东武县,而琅琊县为第十二县,故知此时琅琊郡的建置是因境域内绵延数百里的琅琊山系而得名,并非是因境内有着琅琊县的建置而因县及郡予以命名。东武县与琅琊县就琅琊山系来看互为表里,就军事意义而言,汉室占有琅琊郡治所地东武县,如齐地有变,则琅琊山系作为齐地“四塞”之一天然屏障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对于规章制度的制定设置与优化更新,一向有着汉承秦制的说法,西汉琅琊郡治所地设于东武县的用意在于利用琅琊山系防备齐地变乱,而秦朝灭齐,因其旧地设置琅琊郡未必没有这种战略考虑。查清代康熙十二年《诸城县志》卷一“历代沿革”记载“秦 为琅邪郡治”,是知琅琊郡成立之时治所地即设在诸城境内,汉承秦制,所以《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以东武县为琅琊郡首县而非琅琊县,至此推知自琅琊郡建置开始,琅琊郡的得名系因琅琊山而名,并非因琅琊县而名。而清末陈观圻《诸城乡土志》卷一“历史”中说“汉立诸县,属徐州琅邪郡,治琅邪县,吕后改琅邪国”,原注中又说“据《水经注》秦汉郡治即在琅邪县”,查《水经注》卷二十六并无琅琊郡治于琅邪县的记载,疑此为陈观圻误记。又有寇彬堂《破解越国徙都琅琊之谜》文中引据说“《诸城县志》载……元封五年,琅琊郡移治东武,境内各县皆属琅琊郡,辖于徐州刺史部”,查国家图书馆藏卞颖康熙十二年《诸城县志》卷一“历代沿革”宫懋让乾隆二十九年《诸城县志》卷二“总纪上第一”并未见载琅琊郡移治之事,寇彬堂所引《诸城县志》当为乾隆本之后所修,“移治东武”事疑为陈观圻《诸城乡土志》中误记衍生的递相讹错。

(二)琅琊城邑早期归属问题的分析。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田常於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如果该史料中的琅琊是指城邑,则是说琅琊邑为齐国权臣田常的一个封邑。然而《竹书纪年》记载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琅琊”,这个时间内也正是田常在姜齐掌权之时,而勾践攻击齐国占领琅琊邑并未有史料记载,这确实是一个难以成立的事实。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琊事析义》文中所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述田恒(田常)的封地东至琅邪,完全有可能与苏秦所说齐国‘东有琅邪’一样,只是讲田氏的封地东与琅琊山西北山麓接界而已”,文中还说“自春秋以来,一直到战国中期的齐宣王时代,齐国的东南疆界,始终是在琅琊山以西、以北地区。”以此来看,琅琊山作为齐地“四塞”之一而与齐国隔琅琊山为界的琅琊邑等区域在此一段历史时期是不归齐国所管辖的,《史记》所载田常“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中的“琅琊”并非琅琊邑,而是指齐国东南疆界琅琊山。辛德勇文中还引述近代文史学家蒙文通一段论述说,“《墨子·非攻中》言:‘东方有莒之国,不敬事于大,东则越人来削其壤,西则齐人兼而有之。’莒,小国,在今山东莒县,越与莒为邻,则越必居于山东。是当都于琅邪也”。文中所论以为越国徙都琅琊自东向西伐莒,其实未必尽然,“东则越人来削其壤”也存在莒国东边至海大片区域被越人“削其壤”而占有的情形,很可能是琅琊邑先为莒国城邑,后被越国“削其壤”得以“徙都琅琊”。

另,《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所载“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夫差)闻之,哭於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齐国军队挫败了从海上进攻的吴国军队,所凭借的应该也是齐地“四塞”之一琅琊山的屏障作用。因琅琊台以西的琅琊邑等区域在历史上长期为莒国所辖,而齐莒边界当以琅琊山划分,故知此次“齐人败吴”的作战地点应在琅琊山东端琅琊台以北的大珠山珠山一带,或越过胶州湾由琅琊山系东端的珠山以北的洋河入海口登陆,该区域应是齐国域内。

(三)越国徙都琅琊期间琅琊邑所属及递相变更情形的分析。

琅琊置县,最初见于《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中“琅邪,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的记载。“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即指勾践迁都琅琊一事。越王勾践迁都琅琊应该也是看中了该地的军事形胜意义,琅琊山系是捍卫齐地安全的“四塞”之一,反过来据有琅琊邑等地也可以把琅琊山系当做阻挡北方齐国的天然屏障,甚至可以依靠琅琊山系作为向西进攻莒国等区域的跳板。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齐国和吴国以及莒国和越国围绕琅琊地区作了长期的争斗,吴王夫差作为春秋五霸征伐齐国失败,对于继吴称霸的越王勾践是个教训,勾践放弃海上进攻的方式而从陆地北上,步步为营向齐国发起震慑,以至于徙都琅琊成就霸业。《竹书纪年》记载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癸酉,於越徙都琅琊。”至此,琅琊邑区域由莒属越。琅琊邑属越期间作为都城,应该以城命名,称为琅琊城。琅琊台以北的原齐国疆界是否与越国有争夺而变更未见史料明载,暂以原莒齐疆界变为越齐疆界认知。

(四)至于越国失去琅琊的时间,不同的文献资料所承载的信息各不相同,《竹书纪年》记载越国在琅琊共有勾践、鹿郢、不寿、朱句、翳五主,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於越迁于吴”,此后琅琊邑不再是越国都城。该记载与《越绝书》所载“句践大霸称王,徙琅玡,都也。句践子与夷,时霸。与夷子子翁,时霸。子翁子不扬,时霸。不扬子无疆,时霸,伐楚,威王灭无疆。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亲以上至句践,凡八君,都琅玡二百二十四岁”“越王句践徙琅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以及《吴越春秋》所载“自勾践至于亲,其历八主,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吴矣”的记载相矛盾。其中情形应与越国失去霸业有关,《竹书纪年》记载越国由琅琊迁都吴之后,周显王三十四年“於越子无疆伐楚”,“三十六年,楚围齐于徐州,遂伐於越,杀无疆”。随着越王无疆的死,越国霸业结束,一如《越绝书》所载“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而《史记》并没有记载勾践徙都琅琊一事,但对于越王无疆的死,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失去霸业的越国“诸族子争立”分崩离析为众多小国,《越绝书》中都于琅琊的“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应该只是占据琅琊的一个越国残余势力,“亲以上至句践,凡八君,都琅玡二百二十四岁”应是将越王翳迁吴至被楚所杀的越王无疆都计算在内。琅琊邑在该历史时期内的情形可以揣识大概,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越王勾践徙都以琅琊邑为都城,此时的琅琊邑改称为琅琊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越王翳由琅琊徙都吴,琅琊城属越;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越王无疆伐楚失败被杀,无疆之子之侯据琅琊城“窃自立为君长”,琅琊城属越;公元前244年距勾践迁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岁”,楚威烈王伐越,据琅琊城一带的越国残余势力的亲这位越国最后一位君长兵败“走南山”,琅琊城属楚。县的设置始于楚国,楚国第一个县是楚武王灭权国设置的权县,县的长官称县尹又尊称县公,这种地方行政模式陆续被各国接受,如秦国所置县的长官称县令,按照楚国兼并弱小国家设县委任县公管理的做法,琅琊城在属楚期间应即设立为琅琊县。

四、古琅琊山附近日照市两城街道考古发现及琅琊台位于“琅邪之东”对于古琅琊邑所在位置的对勘

《越绝书》所载越王勾践“徙琅玡,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中的“观台”即《山海经》所载琅琊台,而《汉书》对于琅琊郡琅琊县的记载中所说“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是指勾践徙都琅琊邑,对琅琊邑属地作了大规模治理,该“馆台”应是“观台”之误,越王勾践在琅琊县“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以及琅琊县“有四时祠”是在琅琊县境内,并非是在琅琊县治所城邑之内。以琅琊山系作为上颌骨下缘牙槽骨来看,北迄青岛市黄岛区大珠山铁橛山南至日照市河山丝山两道牙齿之间形成一处盆地,该盆地及附近浅山区即古琅琊县的主要辖境,在该盆地的腹心区域主要有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泊里镇、大场镇和海青镇,以及日照市的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两城街道、东港区河山镇和五莲县潮河镇。对于琅琊县治所地的所在,清末陈观圻《诸城县乡土志》卷一“历史”记载“琅邪县故城在东南一百三十里,今夏河城……元和志琅邪山在诸城东南百四十里,《水经注》琅邪故城在山西北十里”。夏河城即今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驻地,所引“元和志”即唐代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该志卷十一“河南道七”记载“琅邪山,在(诸城)县东南一百四十里”,所引《水经注》卷二十六记载“潍水出琅邪箕县潍山,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灭齐,以为郡。城即秦皇之所筑也。遂登琅邪大乐之山,作层台于其上,谓之琅邪台。台在城东南十里。”夏河城旧址即今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东南7公里即琅琊台。以上史料结合来看,琅琊台系秦始皇“遂登琅邪大乐之山,作层台于其上,谓之琅邪台”而建,结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二十八年“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这处记载可知,《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琅琊)台在(琅琊)城东南十里”“秦皇之所筑也”位于今琅琊镇的琅琊城又称夏河城,系秦始皇二十八年“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所形成。也由此可知,始建于楚灭越所置的琅琊县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之前另有县址,而秦始皇二十八年琅琊县迁新址于琅琊台下的夏河城,琅琊镇之名流传至今。而《山海经》中的“海经·海内东经”记载“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间”,既然以“之东”二字表述,可知古琅琊邑是与琅琊台有一定距离的。因琅琊镇与琅琊台相距太近,并不符合《山海经》中琅琊台位于“琅邪之东”间隔一定距离的表述,古琅琊邑以及勾践徙都琅琊楚设琅琊县之处断然不会是“秦皇之所筑也”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的古夏河城,所在位置必然在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以西区域。

在青岛与日照相衔接的盆地地形区域内,在青岛琅琊镇西南三十三公里处发现有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日照市两城镇遗址(日照市两城街道于2014年废镇设街道,以下部分遗址名称仍称两城镇遗址)。该遗址东西约990米,南北约100米,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有约二分之一的范围与两城街道驻地相重叠,据《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1998~2001年发掘简报》(见《考古》2004年第9期)介绍“根据在地表采集的遗物判断,两城镇遗址包含有龙山文化、周代和汉代三个时期的遗存,其中以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发掘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从发掘区内仅发现单纯的周、汉两代墓葬和遗址西北部现存两座大型封土堆(其下应是汉墓群)分析,周、汉时期的两城镇聚落面积可能变小,主要分布于岭下较为平整的区域。在村内做过抢救性发掘的地段,则还保存着较厚的周、汉时期文化堆积,龙山文化延续的时间也较长”。《4000多年前古国都城“重见天日”——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考古纪实》(见《中国文化报》2017年1月19日第8版)文中介绍“自1934年发现该遗址以来,遗址内发现近百座房址和100多座墓葬,出土玉器、石器、陶器等大量文物。考古表明,两城镇遗址是龙山时代两城地区的中心,是筑有大型防御设施、经过高度整合的早期国家的都城。”根据两城镇遗址发掘情况来看,日照市两城街道在龙山文化时期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至少是作为西隔琅琊山系北迄青岛市黄岛区大珠山铁橛山南至日照市河山丝山之间这处盆地的中心地域,东周时期属莒的琅琊邑以及越王勾践徙都的琅琊城也应该是由两城街道龙山时期先民聚落地发展而成。除了考古遗址作为例证之外,方言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史遗存传承载体,对于两城与琅琊城在语言学方面存在的关联,寇彬堂《破解越国徙都琅琊之谜》文中分析说“经过半年的思考,终于发现‘两城’是吴语的‘琅琊城’‘Liangacheng’,但胶莱方言则重音前置,读作Liang(a)cheng,可见两城才是真正的‘琅琊古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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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两城街道在北魏时期曾建置为梁乡县,《魏书》卷一百六中“地形志第六”记载“东武郡(永安二年置。)……梁乡(永安中置。有梁乡城。五弩山,胶水出焉。纪丘山、琅邪台、秦始皇碑。兴和中立临海郡,寻罢,属焉”。梁乡县境辖域应与秦汉时期琅琊县辖境差不多,县治所地如在秦汉时期琅琊县治所地今青岛市琅琊镇,因地近琅琊台似乎地因山名称为琅琊县为确,所称梁乡应是与音相近之处,或即日照市两城街道,两城街道在秦始皇于琅琊台下择新址筑琅琊县城之后递降为乡邑称梁乡城,北魏时期设立梁乡县应即因此。而梁乡县废置之后应再度分为南北两部,沿革至今成为日照市与青岛市的两地分界之地,两城街道的“两”具有双关之意,不但是琅琊邑吴语读音的遗存,又是历史上两地分界的真实所指。另,西汉时期设置有梁乡侯国,见《汉书》卷十五下“王子侯表第三下”所记“梁乡侯交,赵共王子,(绥和元年)六月丙寅封,十六年免”,该梁乡侯刘交为赵共王刘充之子,侯国位于燕赵之地,与北魏时期日照境内所置梁乡县无关。

龙山文化时期,历史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前),该历史时期对应为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在位期间,从两城街道龙山文化遗址的考古情况来看,日照市两城街道在三皇五帝历史时期就已经因先民的开发形成为一定规模的都邑,发展成为“两城地区的中心”;而先秦时期,出现在该区域先属莒为琅琊邑,后为越国都城琅琊城,及楚灭越所设琅琊县;秦始皇二十八年“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择址新筑琅琊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秦皇之所筑也”,自此之后成立的琅琊县治所地设于古称夏河城即今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原址位于日照市两城街道的古琅琊城降为乡邑,逐渐演变成梁乡城;北魏时期在今日照市两城街道的古梁乡城设梁乡县,县境应类同于古琅琊县,时至于今,旧址日照市两城街道的琅琊邑之名仅以近似于琅琊城吴语读音“Liangacheng”的两城读音“liangcheng”留存于世,以及闪耀璀璨光芒的日照市两城街道龙山文化遗址见证着往昔的繁荣与兴盛。

五、综述

今日所见,未必是昨日之实,经过历史的沉淀与漂移,“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事情也是常有的。在这“真”与“假”之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义泛称与狭义专指在历史长河中递相流传所出现的差异。山东的琅琊山即是一处范例,广义泛称的琅琊山是指北迄青岛,跨日照,南至临沂的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包含多条东西走向浅山所组成的山脉,在随着历史的漂流,琅琊山却成了琅琊台所在濒海浅山的专称,已经具有了狭义专指的特性。

高山大河,作为一个区域的地理标志,往往在地名的命名中被加以利用。因琅琊山的缘故,琅琊山地域先后有琅琊邑、琅琊郡等地名。细加推敲之下,最早有着琅琊邑、琅琊城等地名之处却非青岛市琅琊镇,而是相距三十三公里发现龙山文化遗址的日照市两城街道,“两城”与“琅琊城”读音的近似,似乎是几千年来自报名号的无言倾诉。近现代时期日照市两城街道龙山文化遗址的考证,向世人展现着这块土地曾经的繁华,先民们在这块土地奋力开发洒落的汗水折射的晶莹之光,在历史长河的一瞬间闪耀着最靓丽的光芒。语言在文化传承中具有着活化石的作用,本文在日照市两城即古琅琊邑的观点论证过程中,主要运用的就是方言与考古遗址的比勘运用。

两城,地处琅琊山系东北端盆地的腹心地区,历史文化遗存深厚,谨以该文向这块土地劳作耕耘繁衍生息的日照先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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