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福建林姓之外，太仓王姓、钱塘钱姓皆是“福荫大族”
吉祥果
除福建林姓之外，太仓王姓、钱塘钱姓皆是“福荫大族”
大家读《了凡四训》，知道福建林姓，是因祖上有大福荫，以致于后世台海两岸林姓，成一大族，时至今日，名流不断，大家仅仅回忆演艺界多少林姓，就知其流长而阔。此外，我另外推荐：一个是江苏太仓王姓，王锡爵、王时敏家族，也是祖上积累大福荫，但唯一的缺陷是，由于这个家族仕跨明清两朝，在传统中被视为“二臣”，故少有宣说，除与王氏同为太仓出处的高僧戒显和尚的《现果随录》外，别处所录也隐言于此，吉祥曾在《造像功德录》中详细考证其家族源流，闲暇者可以论坛检索阅读。另外一个是钱塘钱氏，这个家族的福源，可以追溯到钱越王时期，钱姓对三宝事业的振兴，以及对家国百姓的爱护。此一类族姓大家数代数十代的功德源流，中国传统文化解读为“祖上福荫”，而佛法则解读为“共修共受”的“共业之福”，这和皇帝的后嗣能传多少代，是一样的，都是过去一起修福，才有后来成为一个大族的因缘，这一解释弥补了“福荫学说”的不足之处。
吉祥果
2022.03.26
（一）、太仓王姓：王锡爵、王世敏
文肃公王锡爵，号荆石，是进入大明宗庙的首辅大臣，虽然贵显却终身不二色；他是辅立帝位助立储君的元勋功臣，这些都记载在国史中。这里略举他隐居乡里时的一二件逸事：公为人谦恭温厚，唯独要求下人很严格，喜好朴素，不允许仆人有纨绔习气；如果仆人与外人因为争议而斗殴，想要得寸进尺的，公必定会说：“相府的一只狗，别人尚且另眼相看，何况是人呢？”必定先责备自家仆人；公喜欢养植菊花，最多时有千余株；偶然有一次，一位邻居向园丁索要菊花，园丁说：“明天再来！”第二天来人进入花园，适逢公低头对着菊花而坐，这人不知，突然拍击公的脊背说：“老伯伯！你昨天答应给我的菊花呢？”公抬头，来人惊吓，拜倒在地，公即安慰他说：“别害怕!别害怕!”让童子取出几株菊花送给他，其厚德如此；只要是佛经梵字，无论大小，都书额以护持；晚年时，又命工匠以金银汁画观音大士像，亲手书写《心经》在上面，布施他人供养，不计其数。其子王衡，和父亲一样，亦中榜眼，当时人称“父子榜眼”。孙子王时敏，笃奉佛教，增修世间各种德行：贫困的年月，他就首先提倡卖掉官米，兼而煮粥赈济灾民；他又请瓶窑的闻谷大师来太仓，创兴佛法；当时有一位孝廉，叫陆允升，梦中到了一座大寺，有六个人挑着豆来，黄豆中夹杂有蚕豆，有一位老和尚说：“这都是王时敏前生所积的善业啊，大善记一蚕豆，小善记一黄豆，一共六担。”孝廉的儿子就遍告大家这个梦，没有不知道的。王时敏共有九子九女，在他的九个儿子中，次子王揆、第八子王掞，皆是进士；王时敏的孙子，共计十八人，其中五人进士及第，分别是原祁、遵扆、昭被、奕清、奕鸿，另有中举人者二人，是原博、旦复；其曾孙辈中，进士及第者有一人，就是王謩，中举人者五人，是王谔、王瞻、王俊、王羾、王璟；清朝道光以后，则中举者逐渐减少，多数为州府的庠生、廪生、贡生。真是一门厚德，荣盛未艾，时至今日，太仓人提及王氏一族，尚且引以为傲。
吉祥说明：
此案例原出清代戒显和尚编著的《现果随录》，原文记载王时敏有九子，其中二子一孙，皆中进士，但今日资料显示，是二子五孙中进士，比原著记载更多；戒显和尚和王氏一族，同出江苏太仓，同是乡里，更不至于计数错误；疑因王时敏后来归顺清廷，戒显和尚所载，为尊者讳，只截止于明末，不含归清以后子孙科举数量，然而史料表明，王时敏二子王揆，即顺治十二年进士，八子王掞是康熙九年进士，显然作者文中包括在清科举数量的；故而，只有唯一的解释，因《现果随录》成书时，王时敏的子孙中，还有四人尚未进士及第，故而戒显和尚无可记载，这一点，从戒显和尚生卒年份以及王时敏和其子孙年龄，也可推知验证。笔者为彰显此案例中，王锡爵祖孙积善崇佛之善报广大，故将原著未足之数，依据史料补齐，令更趋精确圆满，更增劝善之功，异于原著之处，特此说明，阅者勿疑。（）
（二）、钱越王钱俶（下文摘自《钱氏家族与吴越佛教文化》作者：薛正昌，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后晋开运年间（944～946），钱俶兄钱倧嗣吴越国王，钱俶出任台州刺史。期间，有一名德诏的僧人对钱俶说：“‘此地非君为治之所，当速归，不然不利。’俶从其言，即求归国，未几，有进思之变。”“进思之变”，即吴越国大将胡进思拥兵废钱倧立钱俶事。由此可见，当时钱俶已经与僧人有密切来往。他不但相信僧人所言，而且缘此取得了地位。吴越诸王中，忠懿王钱俶是奉佛最为热心的一位，这里，我们不考虑其中的政治因素，仅宗教因素已足以说明钱俶与佛教的深层关系。总起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忠懿王钱俶出身于吴越国王之世家，他有着丰富的阅历，而且是“颇知书”、“善草书”的文化人。早年出任台州刺史时，就已“延请问道”。继承王位后，更是“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礼”，尊为国师。作为吴越国的统治者，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钱俶继任吴越国王的时期，时代已进入到五代十国的后期，五代十国的乱离正逐步走向统一。钱俶看清了这一点，也在维护着国家统一层面上的利益。这一点，还体现在他深层思考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思想对于他治理吴越国、包括处理外围关系都起着重要作用。“每遣使修贡，必罗列于庭，焚香再拜，其恭敬如此。”既是修贡之类的事，都渗透着他的宗教思想。
第二，钱俶崇信佛教，在他治理吴越国的过程中，修建了很多宗教寺院。早在周世宗柴荣整饬佛教时，钱俶“尝慕阿育王造塔之事迹，以金铜金钢造八万四千宝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广颁施之。”他把佛经刻印成卷子，在吴越国境内广泛传播。同时，以杭州为中心，修建大型寺院，招揽全国的佛教精英。当时著名的禅僧延寿，“受钱俶之归依”，先住杭州永明寺。宋建隆元年（960），钱俶再“请他入灵隐山新寺，翌年，复请住永明大道场。众盈 二 千”。钱俶“崇信释氏，前后造寺数百，归朝又以爱子为僧”。崇拜信仰“释氏”，体现的是他深厚的宗教文化思想，“造寺数百”，亦可见对佛教的推崇程度。在吴越国的十三州辖境内，修建了数百座佛教寺院，宗教文化的氛围是很 浓的。对于杭州来说，钱俶重建灵隐寺，并请高僧主持，奠定了杭州宗教文化的地位，而且对后世宗教文化影响较大。
第三，大量搜集散失的相关宗教经卷。一是在国内搜寻，二是派遣使者前往高丽、日本等相邻国家，尤其是天台宗的相关经卷，使得在宋初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宗教文化的局面，三教合一是吴 越佛教的基本特点。
第四，对于佛教文化的信仰和推崇，钱俶是承上启下者，不仅体现在自身的虔诚与推崇，而且传承和影响到他的下一代。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将吴越国的十三州之地呈献给大宋朝后，原本向佛的他就放弃了一 切，江山不要了，但要宗教。“朝归后以爱子为僧”，宗教文化是神圣的。
第五，对佛教文化典籍传承的贡献。吴越王钱俶，奉版图归宋朝的同时，就要求两浙僧统赞宁（919～1001）“奉释迦舍利塔，入见于滋福殿（宋朝皇室宫殿），奏对惬旨，赐号慧通大师。八年（应该是975年），诏宁编修《大宋高僧传》，宁讫归钱塘撰述，诏许之。”《大宋高僧传》的成书，留下了唐以前著名的释僧活动和重要的佛教文化寺院建筑的记载，成为我国佛教文化研究的重要典籍。
第六，对地方历史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钱元瓘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由于他“好儒学，善为诗”，命吴越王国的国相沈崧“置择能院，选取吴中文士录用之”。这种途径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其子钱俶，也有“颇知书，雅好吟咏”的喜好。在吴越国王时期，就将自己的“诗数百首为《正本集》，因陶榖奉使至杭州，求之为序”。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文化人，此举即是对吴越文化的积淀、彰显与传承。
从以上几点看，虽然没有过多的细节，但已足以说明钱俶的宗教思想及其影响力。近百年间吴越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佛教的寺院经济也一样繁荣。总体上，是经济与文化并举，社会与宗教和谐发展，在南方诸国中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在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由于钱氏家族数代人的苦心经营，使得吴越国在近百年的历史经历中没有战乱，在国泰民安的和谐氛围中发展，为宗教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的环境。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使吴越国成为佛教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直接影响了东南佛教文化的多元发展，而且留下了灵隐寺、净慈寺、六和塔、雷峰塔等著 名的宗教建筑文化遗存。现在，从千年的宗教文化建筑，仍能看到吴越古地宗教文化的兴盛。
钱越王《家训》传世：
钱镠治国有略，修身治家也十分谨严，又两度订立治家“八训”、“十训”。“十训”即钱鏐临终前向子孙们提出的十条要求，遗训中虽然包含一些封建思想，但是大部分是饱含人生智慧的。“武肃王遗训”代代相传，世世因循，一直激励着钱氏后人。遗嘱称：
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要度德量力而识事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如违吾语，立见消亡。依我训言，世代可受光荣。余理政钱唐，五十馀年如一日，孜孜兀兀，视万姓三军并是一家之体。戒听妇言而伤骨肉。古云：妻妾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犹可新，手足断难再续。婚姻须择阀阅之家，不可图色美而与下贱人结褵，以致污辱门风。多设养济院收养无告四民，添设育婴堂，稽察乳媪，勿致阳奉阴违，凌虐幼孩。吴越境内绸绵，皆余教人广种桑麻。斗米十人，亦余教人开辟荒田。凡此一丝一粒，皆民人汗积辛勤，才得岁岁丰盈。汝等莫爱财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毋恃势力而作威。毋得罪于群臣百姓。吾家世代居衣锦之城郭，守高祖之松楸，今日兴隆，化家为国，子孙后代莫轻弃吾祖先。吾立名之后，在子孙绍续家风，宣明礼教，此长享富贵之法也。倘有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呜鼓而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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